人生的意义在于用各种方式增添上帝的荣耀；世俗活动虽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可以增添上帝的荣耀；投身世俗的工作是响应神的召唤[4]。这些宗教思想包含着个人主义价值观、乐观精神以及视世俗工作为宗教使命的积极人生态度，所有这些构成早期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冲击了新教的上帝观念，但并没有使美国人放弃宗教，而是使他们从“特殊启示”的宗教转向“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实质是“信奉民主的生活方式”[5](p.187-188)。这样，与宗教相关的一系列价值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动摇。
宗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家庭婚姻观。早期美国人的家庭婚姻观与现代美国人大相径庭[6](p.14-15)。对子女的婚姻，父母具有绝对权威，人们期望年轻人早日结婚；婚姻与其说是两情相悦的结合，不如说是一种义务；抗拒婚姻或独身被指为大逆不道；女性只有从属于男子和家庭，才能获得立身之地；就家庭结构而言，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比比皆是，家庭结构比较紧密；离婚更是被视为离经叛道，不容于宗教观念。
新教主张禁欲主义，它对性的压抑显而易见。男女间在公开场合的亲昵举动被视为伤风败俗。在清教主义盛行的新英格兰，夫妇间在公开场合的亲昵行为也在禁忌之列。而性，直到半个世纪前，才成为文明的话题。严格的清规戒律使人们在男女之事方面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轨行为一旦公之于众，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即使侥幸未被发现，当事人也不免深感内疚。在性的压抑方面，新教与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维也纳占主导的维多利亚道德观如出一辙。
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受到激烈挑战。活跃在哈佛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全盘否定本土文化，激烈批判传统的清教伦理。“‘新’、‘性’、‘解放’等词汇盛行一时”[6](p.15)。他们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盛行的享乐主义和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反主流文化（the Counterculture）”。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事件，“青年造反”、“女权运动”、“黑人革命”和“反战示威”等反主流文化事件接踵出现。
“青年造反”包括“新左派”和“嬉皮士”两个部分。嬉皮士运动是反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嬉皮士们反对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热衷群居生活；他们蔑视美国文化的物质主义倾向，渴望返朴归真，许多人归隐偏僻的乡村，过上简朴的生活；他们还沉迷麻醉剂，提倡性自由，以此反叛政府和家庭；摇滚乐也是嬉皮士的反抗武器，他们以此宣泄愤世嫉俗的情绪，宣扬离经叛道的主张，表达对主流价值观和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新左派”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资产阶级统治”，但也不反对麻醉剂和性自由[7](p.27-31)。
“性解放”是“青年造反”的重要遗产，“反主流文化”平息之后，性解放思潮和性解放运动却不断泛滥。这一思潮和运动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助长了五十年代就已出现的享乐主义。在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热烈追求性快乐，抛弃了许多性禁忌，消除了性压抑；其二，不顾一切地追求性快乐，完全抛弃道德对性的约束，严重破坏了家庭结构，导致离婚率直线上升。
六十年代，欧美出现了女权主义运动。法国著名作家、萨特的情人西蒙·波娃发表了《第二性》一书，响亮地喊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的产物”这一口号，主张妇女要和男子一样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成为社会的人来实现自己的解放[8]。此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圣经。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和事业中寻找真正的自我价值[9]。六十年代，在其他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妇女也走向造反的行列，她们从性、婚姻和女权这几个方面挑战传统价值观[10](p.72)。女权主义运动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1971年和1972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宪法第二十七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或任何州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或限制法律所规定的妇女的平等权利”；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怀孕，此权利受宪法有关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在美国堕胎合法化；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踏上就业之路；许多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但这一运动也有一些消极后果：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提出“性解放”和“同性恋自由”的口号，这导致婚外、非婚性关系泛滥，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导致出现大量单亲家庭。
前面已经谈到，殖民时期，美国存在许多传统大家庭，家庭结构牢固，成员间关系密切。这样的家庭适应拓荒生活和农牧业生产。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传统大家庭开始解体，逐渐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妇女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工作机会。五、六十年代，美国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客观上要求更多的妇女走上工作岗位。这样，联系家庭成员的纽带越来越松散，个人的独立性日趋增强，但也使家庭情感关系趋于淡化。
在工业化、都市化及后工作业化浪潮的次第冲击下，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越来越脆弱，反主流文化再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家庭。据统计，从1958年到1978年，美国的离婚率增加了三倍多，从1958年的36万8千宗跃升到1978年的113万宗[11](p.496)。这么高的离婚率导致大量核心家庭解体，出现大量单亲家庭。1960年，18岁以下、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孩子占9%，到1986年，这一比率上升到25%。早期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家庭结构和禁欲主义，同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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