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的诞生:一种社会学的阐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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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的资料,面对新的任务,用新的眼光做出反应”[13](P.268)。
       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会导致人类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科赫特认为,每当社会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人就会面临新的适应任务。为了生存,某些心理机能必须超负荷运转,并在心理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人生的成败,心理适应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形成新的适应结构或大大增强已有的结构[13](P.280)。精神分析师应该关注人类心理结构的这一变化,如果漠视这一变化,在遇到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临床问题和技术问题时,就会做出错误的回答[13](P.280)。
       但是,生活环境与心理障碍之间并不具有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关系密切的家庭环境不一定会导致心理冲突和结构神经症,而结构松散的家庭也不一定会导致自身障碍。
科赫特认为,无论是自身障碍,还是结构性神经症,根源都在于父母因本身具有人格障碍而不能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但是,使孩子形成结构性神经症的父母和使孩子形成自身障碍的父母,往往具有不同的人格障碍[13](P.273),也就是说,具有自身障碍的父母容易使孩子形成自身障碍,具有结构性障碍的父母容易使孩子产生结构性神经症。
       不过,在性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家庭中,具有不同人格障碍的父母对孩子具有不同的影响。科赫特认为,在弗洛伊德时代,家庭结构稳固,家人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具有结构性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消极影响比较大,而具有自身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消极影响比较小。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亲子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因此父母的结构性神经症容易使孩子产生心理冲突;但在这样的家庭里,在具有自身障碍的父母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时,祖父、祖母和仆人等其他家庭成员可以替代父母的作用,来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从而部分抵消父母对孩子的消极影响。与此相反,在现代结构松散、关系疏远的家庭里,具有自身障碍的父母对孩子消极影响比较大,而具有结构性神经症的父母对孩子的消极影响比较小。这样的家庭环境本身就容易使人产生孤独感,一旦父母因自身障碍而不能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替代父母来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抵消父母的消极影响,孩子就没有机会缓解孤独感。但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同孩子发生冲突的机会比较少,因而其结构性神经症对孩子的消极影响也就小得多[13](P.271-280)。科赫特认为,这就是自恋障碍越来越多,而结构性神经症越来越少的原因[13](P.278)。
        正是由于结构性神经症越来越少,自身障碍越来越多,精神分析才从研究心理冲突,特别是从研究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心理冲突,逐渐转向研究自身的发展、变化。对心理冲突,精神分析已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而对自身的发展、变化,精神分析的研究尚未深入。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系统阐述了结构性冲突和结构性神经症,即驱力、防御驱力的动力机制、无意识、三分人格结构(伊底、自我和超我)、对象精力发泄和自居等,但并不能恰当地解释、说明自身障碍,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系统解释核心自身、自身的成份、自身——自身对象关系、变形性内化和自身的分裂。而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
        杜·舒尔兹说:“甚至最伟大的思想(或者特别伟大的思想)往往受到所谓Zeitgeist——时代精神或者文化气氛——的约束”[2](P.12),“伟大人物‘生长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是历史事件的象征与产物,也是历史的代表与声音;如果没有某种要求新反应的情境,他的新思想就会不合时宜和无法实行’”[2](P.15)。这两句话,也适用于科赫特及其创立的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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