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psychoanalytic self psychology）是由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海因兹·科赫特（Heinz Kohut,1913——1981）创立的，其人格结构观、人格发展观、人格动力观、心理病理观和心理治疗观，都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它既能解释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如结构神经症、俄狄浦斯情结等，又能解释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如自恋人格障碍、自身障碍等，因此，它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新范式[1](p.82-88)。
自身心理学认为，自身（self）是人格的核心，它有三个成份，即志向（ambition）、理想（ideal）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才能（talents）和技能（skills）。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充当自身对象（selfobject）的人（通常是父母）能否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即反映性需要（mirroring need）、理想化需要（idealizing need）和他——我需要（alter-ego need）。如果父母人格健全，那么就能基本上满足孩子的这些心理需要，父母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偶尔的失误，反而会促进个体人格结构的形成，使儿童将原先由自身对象为其行使的心理功能内化为自己的人格结构，科赫特称这一过程为变形性内化（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如果父母人格有缺陷，那么就不能满足孩子的这些心理需要，使孩子遭受创伤性挫折（traumatic frustration），使孩子不能将原先由自身对象为其行使的心理功能内化为自己的人格结构，从而导致自身这一人格核心在结构上存在缺陷，导致各种心理病态。由此可见，自身心理学认为，自身的发展状况，心理疾病发生与否，是由个体与自身对象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科赫特一开始信奉精神分析的自我理论（ego psychology），信奉弗洛伊德对神经症的病理学解释，他之所以逐渐发展出迥异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自身心理学，开创一个精神分析的新范式，就是由于他在精神分析治疗实践中发现了许多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所不能解释、说明的“反例”[1](p.87)。科赫特发现，弗洛伊德时代盛行的神经症已为新的心理疾病（如边缘性障碍和自恋性障碍）所替代，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具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特别脆弱，自尊心十分不稳定。科赫特发现，用传统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这类病人的心理冲突，既不能缓解其痛苦，也不能中止其不良行为[1](p.87)。
精神分析理论是建立在临床资料这一基础之上的。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表明，临床资料与既有理论冲突之时，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变革之机。也就是说，当既有的理论无法解释临床资料时，精神分析学家就会以新的临床资料为基础，扬弃原有的理论，另辟蹊径，创立新的理论。而身处不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学家，之所以会收集到不同的临床资料，正是由于人们的精神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深刻变化是由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引起的。本文拟从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剖析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从而挖掘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这一精神分析的新范式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
心理学史家杜· 舒尔兹指出：“人是包括他的环境在内的种种不同社会势力和制度的产物”[2](p.12)。塔尔科特·帕森斯论述过文化系统、人格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化价值模式（价值观、信仰和语言等）通过社会化机制内化到个体人格结构之中。通过横向比较，文化人类学家发现，在不同文化体系间，典型人格各不相同；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神经症及相关症状和禁忌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同文化引发不同的精神障碍[3]。就同一个文化体系而言，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典型人格会产生相应的发展、变化，典型的精神障碍也会有相应的发展、变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未至八十年代初，科赫特的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在美国逐渐发展出来。而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本身虽然没有变，但其表现形式却有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个体的人格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其主流文化仍然是新教文化，即加尔文教及其各种修正形式。新教有三个基本教义：增添上帝的荣耀、预定论和神召。教徒们相信，